作家钟芳玲在《书店风景》一书中说，逛书店最过瘾的事，莫过于碰到气味相投的店主或店员……书店的灵魂其实是这些活生生的人，是他们赋予一本本书生命，是他们创造出书店的风格与历史。即使爱书成痴的爱德华·纽顿（A.Edward Newton）也不得不说：“世界上最有趣的是人，其次才是书。”当然，这样美好的经验通常在老板兼伙计的小型独立书店才容易体会得到。[1]

什么是独立书店？ChatGPT是这么回答我的：独立书店通常是指那些由个人或小团队经营、独立于大型连锁书店和电商平台的书店。它们往往在经营理念、书籍选取、空间设计和文化活动等方面，体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有人认为，所谓独立书店，即经济独立、审美独立、立场独立。[2]这些答案也许仁者见仁，但如果我们用列举法，兴许总能说出几个相同的名字，比如万圣、彼岸、桑丘、人间食粮、德芭与彩虹、风入松等等。

对很多人来说，独立书店的独立，首要的一点就是对店名和装潢的独立。就像上文所举的几个例子，店名多少能反应出一家独立书店的店主所追求的是什么，读者有时也会依赖于对店名和装潢的解读而对不同的书店产生不同的期待。在选定书店的名称时，除了考虑工商登记的相关要求，也应进行商标检索和注册申请，以预防侵权或方便后未来可能的维权。比如，一家名为Sahaf Hermes（Hermes可译为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诸神之一；Sahaf可译为二手书商）的书店就被奢侈品牌Hermes以侵犯商标权为由提起诉讼，[3]台湾诚品书店也多次向不同行业使用“诚品”商标的经营者发起维权。

独立书店这四个字所指向的光谱是松散的，对我来说，店主距离读者的远近分居于光谱的两端，店主距离读者越近，越少受到商标或装潢权利权益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书店的受众并不是因为店名和装潢吸引而前去消费的。相反，店主距离读者越远，越倾向于在商标和装潢上花成本、下功夫。显然，店主距离读者越远，书店的个人色彩越淡薄，在品牌授权连锁化的复制道路上就越容易。

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是2022年底出现的宁波熊沢书店。截至2024年11月23日，宁波熊沢书店在大众点评被列为“宁波书店印象热门榜第1名”，然而与此同时，在讨论区出现针对该书店不少质疑的声音，比如“店都是山寨的，书能真吗？”

“熊沢书店”（KUMAZAWA BOOKS，KUMAZAWA中文可译为熊沢、熊泽，为日本姓氏）是总部位于东京的日本老牌知名书店，创始于1890年。[4]在宁波熊沢书店面世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都以为这家书店是日本熊沢书店开在中国区的书店，毕竟茑屋书店（TSUTAYA BOOKS）不就是日本书店在中国本土化的在先案例吗？但又有人对它产生怀疑，因为宁波熊沢书店的装潢和日本熊沢书店并不像，却更像茑屋书店。很快，日本熊沢书店通过官网发表声明，称宁波熊沢书店与其无关，系未经许可使用其公司名称。[5]宁波熊沢书店紧随其后，通过公众号发布声明，称其已第一时间与日本熊沢书店的品牌方进行沟通，并会在处置妥当后回复大家。这一切都发生在2022年12月。2023年4月底，宁波熊沢书店通过公众号发布单方声明，称相关问题已得到圆满解决。虽然不知道“圆满解决”意味着什么，至少通过一些公开数据可以看到，截至2024年11月23日，宁波熊沢书店还在正常运营，大众点评上诸如“店都是山寨的，书能真吗？”等言论，仍然没有官方人员予以答复说明。在商标公开数据库中，“KUMAZAWA BOOKS”、“熊沢书店”等商标经转让后，持有人目前为“株式会社熊沢书店”，而宁波熊沢书店的经营者“上海新晟维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虽然没有围绕“熊沢”进行注册申请，但却在2023年2月起开始就“乐沢书店”、“悦沢书店”在第16、35、41等类提交商标申请，代理机构和前述“KUMAZAWA BOOKS”、“熊沢书店”商标相同，均显示为中合国际知识产权股份有限公司，该代理机构注册地为江苏苏州，天眼查显示其曾于2020年5月因“违反商标代理行为 ”而遭受过行政处罚。

除了店名，选书的独立也被视为独立书店可贵的品质。有时，出版社对一部作品出版成册，可能并不是因为作品的内容价值，毕竟书号在当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如果说出版社愿意对这些可以提供即时回报的出版项目展示宽容的态度，那么书店是否选择将这些出版物摆放到容量有限的书架上、供读者试读和选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北京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曾在采访中提到，万圣不依赖图书批发市场进书，而是直接从出版社进货，以将书店筛选的自主性做到最大。[6]能从出版社直接选购书籍的快感，作为一介购买力有限的终端消费者，大约只能从上海等地的大型书展上浅层次地体验那么一番了。在今年（2024）的上海书展上和一些出版社摊位的工作人员们聊天，我还依稀记得新星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在谈及引入伊藤润二作品时所流露出的自豪，或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推销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诗集而专门设计的土豆礼物——一个白色细丝网兜装上两个土豆，里面放一张印着诗句的纸条。诗集的策划及责任编辑魏东也在现场站台，他事无巨细地介绍着作者和这套诗集的出版意义，还为我买的《酒精水准仪》写了一句话，“从经典作家进入历史”。我当时忍不住想入非非，幻想自己是一家超级书店的老板，出版商们均试图游说我加入他们的销售矩阵，而我最后的选择将是？

独立书店不一定要提供全品类图书，或出版物的最新资讯，而是用更长远的眼光，由店主挑选他觉得有价值的、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作品。[7]相应地，不少独立书店都将书籍的种类集中在某一个或几个领域，比如专注于学术思想类图书的万圣书园，专注于戏剧主题的码字人书店，也有一些另辟蹊径，比如专注于赌博的赌徒书店[8]（Gambler’s book shop）……这些书店的主人往往是相应领域的爱好者甚至专家，他们对于书籍的收集和展示本身就是一种贡献。一些偏门冷门的书，说不定会因为独立书店的选择而不至于完全消失于市场。作家解玺璋曾在《北京的书店》中写道，1995年，他正在书写《中国妇女向后转》，一时苦于难寻到与女性主题相关的参考资料。在骑着自行车搜罗北京街头的书店时，他正巧发现了一家“女子书店”，并在这家书店找到了很多和女性相关的专著和资料。[9]在他看来，帮助好书找到它的读者，帮助读者找到所需要的图书，是“有良知的书店应办的善事”。作家⽌庵也曾提及，“一生的思想基础多少就因为读这些好不容易买到的书⽽奠定，所以对有关出版社、书店和卖书的⼈，不能不怀有⼏分感激之⼼了。”[10]

独立书店选购书籍，除了考虑店主的价值观、审美偏好、专业领域，还应当关注书籍的法律风险，比如书籍来源是否正当、合法，是否为盗版。作者、著作权人、出版者为其所出版发行的书籍投入各项人力物力成本，自然有权期待获得销售收入之回报，如果书店销售的是盗版图书，势必会对上述主体的利益产生直接或间接损失。书店销售盗版图书，不仅可能会面临民事侵权指控，还可能遭受行政处罚，甚至构成犯罪、承担刑事责任，为降低风险，书店在书籍批发零售的过程中，需要审慎地对待书籍来源、供应商资质等信息，对相关合同、发票、进货单等做好文件存档和备份，以防不测。

2022年，社会上曾爆发过针对书店销售盗版书的批量维权诉讼，多地书店店主们都收到了法院传票，有些因为缺乏法律知识、害怕参与诉讼程序，便选择向对方律师交一笔钱以息事宁人。如果维权是正当、诚信地行使权利、打击盗版倒也无妨，但当一些细节逐渐被曝光后，这些维权行为便显得可疑起来，比如有些书店主发现，对方提供的所谓侵权产品购买公证书疑点重重，公证书里的购买行为发生的时间和公证书出具的时间相差甚远，或者所购买的侵权产品并未曾在店铺里销售过，或者公证书里写明现场有三人共同实施公证购买行为，但从监控录像显示实际到场只有一人等等。这一事件曾被南方周末等媒体走访报道。[11]

事实证明，即使能从蛛丝马迹中推测公证书的可信度，能从诉讼程序中技术性地推翻公证书的证明效力仍然是比较难的路径，而如书店能拿出图书合法来源的证明，完成“合法来源抗辩”，也许会事半功倍。书店针对销售盗版的指控进行“合法来源抗辩”，以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相关书籍是侵害著作权的盗版为条件，抗辩方式包括提供合同、发票、进货单等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来证明自己从正规渠道以正常价格进货，合乎交易惯例，以证明书店为合法取得被诉书籍的事实。如果对方无法进一步举证以推翻上述证据，则书店的“合法来源抗辩”应被认定成立。在澎湃2022年一则针对书店批量维权的采访中，一家书店成为了销售盗版书侵权诉讼中的被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作为被告的书店，正是从作为原告的出版社处购进的图书，却被该出版社以盗版进行起诉维权。所幸这家书店保留了相关进货单据，轮到出版社解释时，后者只能抱怨被全权委托的维权外包商不懂事了。[12]

二手书店在证明合法来源上，面临的困境更为明显。2021年有则报道，提到一家小型二手书店接到法院传票，原告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侵害商标权为由，将该二手书店告上法庭。该二手书店的书籍大多数在附近的大学生手中流转，要求店主提供购货单、合同和发票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一本二手书究竟是不是盗版，店主也只能凭借他的个人经验进行判断。[13]

也许可以看看一项调查问卷——在2022年报道针对书店的批量维权现象时，南方周末曾同时发起一项调查问卷，“朝实体书店‘开刀’能推动反盗版吗？”，有79%的参与者选择了“不可以”。

然而，即使书店批发零售的书籍都是经正规出版社发行的正版，有时也难以躲过诉讼维权，万圣书园就曾因此被列为被告。比如，万圣书园曾销售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上古出版社）出版的《东洋的古代》、《东洋的近世》、《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等书，北京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楚尘文化）从日本相关权利方获得了以上图书的独家翻译、出版之权利，后又获得张学锋等译者对中译本的独家复制权、发行权等著作权财产权。基于此，楚尘文化对上古出版社和万圣书园发起侵害作品翻译权之诉，要求上古出版社对上述作品停止出版涉案书籍、下架和收回已销售的书籍，并对库存和回收的书籍进行销毁等；对于万圣书园，则认为其销售涉案书籍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要求万圣书园停止销售涉案书籍。然而，该案最终因为楚尘文化所提供的日本授权链未能达到证明标准，而被驳回全部诉讼请求。[14]从张学锋就中译本的授权时间来看，上古出版社确实早于楚尘文化获得了张学锋就中译本的授权。因此，至少在中译本的复制发行问题上，楚尘文化没有占得先机，难以获得法院支持。至于上古出版社和译者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日文原版书籍的著作权人、出版社的态度和利益，在公开数据中就难以知晓了。在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诉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侵犯李泽厚《美的历程》等书籍著作权案件中，万圣也是因类似的原因被列为被告。而对于万圣书园等独立书店来说，选择授权链完美无暇的出版物，也许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依照自己的喜好、眼光独立地选择书籍，独立书店们也可以独立地决定如何在店内码放这些书籍。比如，万圣书园对于书籍位置的安排，是要让它们从货架列书的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完全看不出彼此的关联，但货架所展示的书籍整体仍然存在关联，以共同回应某个社会议题。如果一位读者带着对议题的好奇来寻找答案，说不定不仅可以找到答案，还可以找到更多发散思维。就这样，书籍被推到了读者面前。还有一些书店，主人将他们的审美情趣和书籍结合得更为紧密和外显，比如彼岸书店、桑丘书店，他们利用大大小小的自制卡片、标签，对书籍进行介绍，就像为论文作注脚，又或者说在它们的映衬下，书籍好像变成了待认领的宠物，它们被标注了出生年月、性情、挑食与否等等。逛书店的过程，成了和书店无声交流的过程，也仿佛是在阅读店主的灵魂。说不定作者也会好奇自己的作品被店主下了如何的注脚。

独立书店的价值有时并不限于为书籍提供销售渠道。法国巴黎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除了为作家、读者提供书籍、阅读空间、交流平台之外，还曾为不被主流所接纳的作者提供出版支持。当年，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写下巨著《尤利西斯》，因被贴上妨碍风化、不宜出版的标签，而被政府和出版社、印刷厂所不容，最后还是由书店主人丝薇雅·毕奇自告奋勇，将这本书进行了出版，最终轰动文坛，流传于世。[15]又如，劳伦斯·佛林格堤始创美国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他引领书店场所为众文学青年的聚集之处，后续又引发了社会和文学领域的垮掉派运动（Beat Movement），书店为众多垮掉派作家的作品提供发表场所，并长期以来为这些作品设置专区（Beat Section）。[16]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便是垮掉派的名家名作。

独立书店对于当地社区建设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独立书店的销售数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社区贡献的，而它们也融入当地人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构建出一种精神层面的存在，有时，这种存在能对一个人带来很重要的影响。曾在文汇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一家独立书店（纽汉姆书店）遇到了一位年长的女性顾客，这位顾客想要成为一名护士，于是书店给了她很多书籍上的建议，后来这位顾客成功进入伦敦皇家医院工作。意识到书店所在的社区较为贫穷，大部分孩子们都没有自己的书，这家书店便专门陈设了不少儿童读物。[17]

在我的家乡小城曾经有家叫一苇的书店，我放学后会来这里蹭书看，时间一久，几乎看完了一书柜的书。站累了就蹲一会儿，如果当天看不完，就默默记下页数，第二天再继续看。时间一久，老板也关注到了我，但她从没有试图将我赶走。预算有限，又被内疚驱动，导致我大约一个月买一本书。只可惜过了几年，书店就不在了，它消失的时间大概就是当当和卓越出现、流行的时间。

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说，有的学生们会在万圣看一整天的书，走的时候一本也不买，也有人会抄条、拍照甚至当场扫码直接比价，但他从不计较，因为他很早就知道万圣的消费主力并不是学生们。在很多年后，有一个从西雅图回来的人，买了一大堆书寄走了，他就是当年在这里只看不买的人。他说自己在北大读了七年书，在万圣看了七年书，没有买过一本，现在回国，惦记着的一件事就是回报万圣。而作为书店，得先挺过去七年，再维持七年，等待那些当年只看不买的孩子们长大，并且长到有能力也有意愿去花钱买实体书。[18]想到我毕业后再回家乡，却已无法去一苇买书，内心五味杂陈，只能借⽌庵的那句话，默默地对这样一家曾经存在过的书店表达无以为报的感激。

《书店风景》的序言中提到，“书店风景，人人有责。”独立书店面临着种种压力和风险，但它们凭借独特的文化氛围、个性化的运营和对社会文化功能的坚持，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上文曾提到2024年上海书展，据主办方发布的数据，本届上海书展线下图书销售总码洋4814.83万元，较2023年增长约35%；在新浪微博、抖音、B站、小红书等平台，上海书展相关话题总阅读互动量超10亿次。[19]这也许说明，读者对于纸质书的需求依旧存在，只是独立书店需要考虑如何以自己的姿态满足这些需求。至于“人人有责”，也许这关乎独立书店自身的选择、行业的自律与发展，以及读者们积水成渊的支持。

[1] 钟芳玲：《书店风景》，中央编译出版社

[2] :潘不二等：《中国独立书店访谈录》(2022)

[3] https://www.htt.hk/?p=187676

[4] https://www.kumabook.com/company/

[5]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659594.html，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23-01/06/content_1347660.htm?div=-1

[6] 严彬（编）：《北京书店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

[7]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79517

[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mbler%27s_Book_Shop

[9] 严彬（编）：《北京书店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

[10] 严彬（编）：《北京书店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

[11]https://mp.weixin.qq.com/s/E1XCFxA9anGKX8dMb_OY2Q；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28605?source=131

[1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356454 

[13] https://news.qq.com/rain/a/20210621A0D2NJ00

[14] （2019）京0108民初58557号

[15] 钟芳玲：《书店风景》，中央编译出版社

[16] 钟芳玲：《书店风景》，中央编译出版社

[17] https://wenhui.whb.cn/zhuzhan/xinwen/20190327/252270.html

[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buthu_WYb0

[19] http://sh.people.com.cn/n2/2024/0821/c138654-40950708.html